上周，我的二叔从澳大利亚回来了。这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他，接机那天我看到他的白发已经不少，尽管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，但精神状态依旧很好。他身穿深蓝色夹克，拉杆箱上贴满了各国的行李标签。一见面他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说我都长大了。想想我已四十五岁了，可以理解他的感慨。他离开时我才五岁，记得他说要去澳大利亚工作两年，但这一去就整整四十年。此期间他只回过两次，一次是为了奶奶的丧事，另一次是我父亲的葬礼，每次都没待超过一周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对眼前的变化赞不绝口，北京的高楼、宽阔的道路和繁忙的车流都让他惊叹不已。到家后我给他准备了面条，他吃得很香，吃完后突然提起他在北三环看中的一套房子，问我一百万人民币够不够。我几乎惊呆了，告诉他在北三环百平米的房子至少需要一千万。他震惊地愣住，想起他离开时那里的房价不过几千一平米。

他向我提到他在澳洲攒了一些钱，换算后大概一百万人民币，希望回国买房子安享晚年。他一直以为一百万在北京应该是足够的。我没有回应他，心中浮现出许多复杂的情感。

在这几天里，他早上五点就醒来，整日坐在客厅里发呆。我上班时他还坐着，回来时他仍然是在那。我曾看到他站在阳台上，默默地看着楼下的车辆，目光迷离。这个下午他没有出门，而是和我聊天，提到自己在澳洲的经历，从开餐馆到做装修，他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每天忙个不停。他说想挣够钱就回来安稳地生活，但似乎一直觉得不够。

我问他为何不早点回来，他叹道总忙着追求更多，等他想回来时，北京的房价已经飞涨。他讲这些时显得很平静，却让我看到年老的痕迹。他的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，手指关节粗大，显然是长年的劳作造成的。

晚上，我的妻子提到要不让二叔留在北京不走，而我知道他坚决拒绝了，因为他在澳洲还有租出去的小房子，得回去收租。他说那房子在换算成人民币后也不过一百多万，加上手里的存款，回去还能生活，但在北京却不够。

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请他吃了顿火锅。他大快朵颐，酒意上来时，感慨自己这一辈子“两头都没落着”。我问他是什么意思，他说：“在澳洲是外人，回北京又成了客人。”我无言以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。他走到安检口时回头挥手，那一瞬间的动作显示出他习惯了这样的分别，随后他便消失在了拐角。驱车返回的路上，我路过他提到的小区，新的楼盘、高档的轿车和挺立的保安让我不禁减速观望，但我没停下，继续驶离。四十年前他离开时，这里还是大片的平房和菜地，而现在一百万在北京已连个厕所都买不到。